- 吕厚量;
弗拉维乌斯·约瑟福斯在其《犹太古事记》1～4卷中复述了摩西五经的主要内容。他的叙述基本上遵循着更早的《希伯来圣经》和七十子译本树立的典范,但与此同时也与同时代犹太教所信奉的传统版本存在着显著差异。一方面,约瑟福斯在《犹太古事记》中借用了希腊化时期传记文学的道德标准、文字风格乃至特定习语,成功地塑造了亚伯拉罕、约瑟、摩西等一系列具备希腊英雄特征的犹太祖先形象。另一方面,他对《圣经》中英雄人物的重构仍旧受到犹太教传统观念的限制,并且不时会受到作者本人对其他民族缔造的古文明持否定态度的影响。上述两种倾向之间形成的张力在约瑟福斯《犹太古事记》中所描述的犹太民族身上留下了若干难以解释的矛盾。
2022年01期 No.84 1-19+3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31K] - 阿慧;
在《犹太战争》第3卷第340～408节的叙述中,约瑟福斯所塑造的个人形象经历了从“加利利的指挥官”到“神意的见证者”的转变。此段内容既对犹太传统下的启示文学有所借鉴,又颇为强调其自身的“顿悟”;既对俗世中的矛盾冲突进行了刻画,又涉及对于神意的描绘。从文化背景上看,约瑟福斯的这部分写作迎合了自身在罗马帝国生活的现实需要,通过将犹太文化传统的内核,包装嵌入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外壳中,为读者呈现出一种既有别于纯粹的犹太文化传统,又与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不尽相同的叙述。
2022年01期 No.84 20-42+3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33K] - 袁指挥;
19世纪阿里王朝推行的欧化改革,造就了一批具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随着埃及民族危机的加深,这些知识分子逐渐转变为民族主义者。19世纪也是埃及学在埃及逐步传播的时期,民众对古埃及历史的兴趣逐渐增长了起来。民族主义者为了应对殖民主义的政治控制和文化掠夺,将民族主义政治主张与埃及学嫁接起来,发展出了法老民族主义的理论。法老民族主义者将1919年革命视为古埃及辉煌在现代的复活,图坦卡蒙陵寝的发现促使法老民族主义走向高潮,埃及民族埃及学在政府的支持下长足发展。从20世纪20年后期开始,扎格卢勒陵寝的争端是法老民族主义退潮的开始,政治派别放弃法老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型则促使法老民族主义进一步衰落。20世纪40年代,法老民族主义被阿拉伯民族主义所彻底取代,自此民族主义与埃及学分道扬镳,走上各自独立的发展道路。
2022年01期 No.84 43-83+320-3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3K] - 杨海利;
古代近东及临近文明中有很多关于蛇的传说,传说中蛇的形象有蛇、半人半蛇、半兽半蛇、龙、飞蛇等。《希伯来圣经·创世记》第三章中有关于蛇和生命树、永生的记载,《吉尔伽美什史诗》中也讲到蛇偷走吉尔伽美什找到的仙草,使之失去再返年轻的机会。这两处的蛇似乎都与永生、生命有关,而且蛇在古代近东及临近文化中的确可象征生命、繁殖、医治、复活等,也因此不少文化中有蛇神崇拜,其缘起和流传也很复杂,比如拿着双蛇杖的希腊的赫尔墨斯神的原型可能是古代巴比伦的蛇神,经过从巴比伦、赫梯—叙利亚、伊特鲁里亚到希腊—罗马的传播才成了赫尔墨斯。但在一般文化寓意上,大部分古代近东及临近文明中蛇和龙也有负面意象,很多屠龙传说也间接说明了这点。
2022年01期 No.84 84-105+3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1K] - 张文安;
公元前4千纪晚期两河流域进入国家文明阶段,天神最早成为乌鲁克城邦的保护神,公元前3千纪苏美尔文明时期更成为宗教之中地位最高的创世主神,直到1世纪的塞琉古王朝一直受到崇拜。乌鲁克神庙供奉着以天神夫妇为中心的神灵家族,神学规定国王受天神委托治理市民,祭司代表国王完成祭祀神灵的仪式活动,人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泰民安的现实愿望,神庙仪式就是对社会依赖的这种情感体系的生动表达。乌鲁克神庙仪式包含苏醒、开门、穿衣、圣餐、游行、圣婚、节日等主题。祭司、献祭、祈祷、牺牲、巫术和禁忌等构成神庙仪式的文化因素,每个因素都在仪式中发挥一定的功能,诸因素共同作用服务于整体宗教。神庙仪式的不断上演,宣扬了王权的合法性,强化了传统宗教信仰和市民的社会凝聚力,赋予市民安全幸福生活的精神自信,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
2022年01期 No.84 106-121+3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5K] - 冀开运;杨田再杰;
“雅利安人”作为纳粹种族主义理论的象征在近代世界历史中起到了非常负面的作用。然而“雅利安人”这一词语最早见于《阿维斯陀》《吠陀经》等古代典籍,是古代印度—伊朗人的自称,并无种族主义内涵。近代欧洲的知识分子赋予了“雅利安人”种族主义含义。从欧洲东方学衍生出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重新发现了古代“雅利安人”这一词语,并随之将其引入历史学与民族学的讨论之中。而从皮克泰、戈比诺到休斯顿·张伯伦等知识分子则不断将人种学与种族主义要素添加进对“雅利安人”的讨论中,并最终形成了希特勒的人种优越理论。“雅利安人”观念在欧洲的演变体现了近代欧洲知识界将来自“东方”的知识单向度化、片面化、狭隘化,并最终彻底嬗变为欧洲种族主义的一部分,与其本身面貌大相径庭。
2022年01期 No.84 122-143+3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34K] - 李福泉;王昕祎;
伊朗伊斯兰革命时期的阿舒拉节仪式作为反对派的重要政治工具,在推翻巴列维王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思想源泉为卡尔巴拉范式,它被以什叶派为国教的萨法维王朝用来获取合法性。在巴列维王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世俗民族主义政策,卡尔巴拉范式被宗教人士用于反对国王。在1978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中,阿舒拉节被反对派从宗教仪式转换成政治抗议仪式,并在革命过程中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在阿舒拉节游行过程中,反对派充分利用了其中的象征符号,模糊了历史与当下,使得革命现场成为卡尔巴拉战役的现实隐喻;反对派通过阿舒拉节政治仪式,动员并团结了各派力量,推动了革命的发展,也为革命后伊斯兰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宗教合法性。阿舒拉节的政治化运用不仅使得这场革命具有了强烈的宗教色彩,也决定了革命胜利后伊朗内政外交伊斯兰化的发展逻辑。
2022年01期 No.84 144-166+3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7K]
- 何志龙;马小虎;
约旦哈希姆王国在其百年历史进程中,其婚姻法从沿用奥斯曼帝国颁布的《奥斯曼家庭权利决定》,到颁布约旦首部婚姻法《家庭权利》,直到2001年《个人身份法》颁布,经历了在沿用奥斯曼法的进程中向本国婚姻法的转变、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向现代婚姻法的转变、现代婚姻制度的确立三个发展阶段。在伊斯兰沙利亚法、约旦穆斯林兄弟会的成立、部落传统、教育水平、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妇女解放甚至巴勒斯坦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约旦政府不断修订完善婚姻法,以适应约旦国情变化和社会发展需要。约旦婚姻法的百年发展演变,折射出约旦社会在宗教与世俗的平衡中寻求发展,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推进改革,在调适领土与人口变化中促进现代阿拉伯约旦国民构建和现代阿拉伯约旦国家构建的发展轨迹。
2022年01期 No.84 167-182+3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5K] - 李大伟;
在穆罕默德的政治与宗教实践以及后继的穆斯林统治者扩张与统治过程之中,伊斯兰国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管理迪米人的律法与惯制。本文通过对《麦地那宪章》、迪米人体制的肇始与赋税(以吉兹亚税为代表)、《欧麦尔条约》以及迪米人政治生态的考察,展示了中世纪时期纳税与自治构成了迪米人与穆斯林主要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主要表现为迪米人在宗教与政治依附穆斯林的状况下,通过更多的经济付出获取一定程度的自治,乃至宗教自由。穆斯林不断限制迪米人宗教以突出伊斯兰教优势地位,寻求在伊斯兰教与迪米人宗教之间建立一种等级关系,并确保穆斯林对政治权力的绝对掌握。自穆罕默德时期开始形成的迪米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千年之久,直到1856年奥斯曼改革从法理上改变了历史上伊斯兰世界中迪米人的地位,实现了迪米人与穆斯林的地位平等,迪米人传统的律法与现实地位开始逐步瓦解。
2022年01期 No.84 183-216+3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3K] - 高依宁;
作为阿拉伯半岛的重要族群,贝都因人的定居安置问题对于整个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影响巨大。沙特家族从1912年开始采取诸多政策与举措致力于推进贝都因人的定居,从希吉拉的建立、定居工程的开展再到五年计划的实施,贝都因部落内部发生众多变革,贝都因人逐渐融入沙特社会,有利于沙特阿拉伯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并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尽管在现代转型中沙特阿拉伯贝都因部落的“壳”已被打碎,但其长时期存在的部落历史积淀沉重而顽固,沙特阿拉伯贝都因部落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游牧部落的现代化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以及贝都因社会转型后与当代沙特社会的兼容问题成为沙特阿拉伯所面临的现实难题。
2022年01期 No.84 217-238+3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48K] - 白胜洁;
20世纪30～40年代,外高加索的库尔德人作为“特殊移民”被苏联政府强制迁徙至中亚。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对“特殊移民”库尔德人进行了接收和管理。由于政治上受压制,经济上被封闭,库尔德人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5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虽然对库尔德人进行了平反,但却不允许他们返回故地。为重归外高加索并恢复民族自治,库尔德人与多方力量展开了博弈,但受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回迁问题一直未能解决。苏联解体以后,库尔德人回迁已不再可能,因此他们开始艰难地融入。库尔德人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从自我坚守到适应改变,再到族群身份和国民身份重构的普遍的文化适应过程。主流群体的不同态度对库尔德人日后在中亚各国的处境及发展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2022年01期 No.84 239-264+327-3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86K]
- 陈腾瀚;
欧佩克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占据了重要的垄断地位,但它却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卡特尔组织,因其行为模式与卡特尔组织并不相符。就欧佩克而言,其组织特性和行为模式的特殊性导致了成员国间的“弱共谋性”关系,将其列为卡特尔组织可能会导致对其行为政策的分析产生误解。为了深入探讨欧佩克组织的本质,本文提出了“类卡特尔”概念,用以分析欧佩克这一特殊的垄断组织。该组织以成员间打造事实垄断集团并加以合作的卡特尔方式构建,但在现实中并不以卡特尔模式行动,“类卡特尔”组织具有资源垄断性、组织松散性、行动差异性三个方面的特点。与此同时,“类卡特尔”组织的行为模式与两大因素息息相关:一是市场中是否存在足够数量的具有完全生产能力行为体,二是成员对份额与价格的选择。“类卡特尔”概念的提出和对该类组织特征及行为模式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欧佩克的集体行动和相关政策,进而对其开展相对更准确的预判。
2022年01期 No.84 265-284+328-3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28K] - 马帅;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通常会与其他复杂的环境和社会脆弱性相结合,加剧社会关系紧张,甚至诱发冲突和战争。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和自然生态,中东既是世界上冲突最集中的区域,也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中东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一方面受环境系统的敏感性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社会系统的适应力弱有关。中东气候变化潜在的安全风险是广泛而复杂的。在中东地区,气候变化会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短缺、粮食危机、能源供需矛盾以及公共卫生风险,从而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现有的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未来,随着气候变化的频度和幅度的提高,越来越多中东国家开始参与气候治理,气候变化给中东带来安全风险的同时也带来合作机遇。中东气候治理应从政府与民间、区域与国际四个层面强化合作,从而弥合区域治理领域的信任赤字。
2022年01期 No.84 285-309+3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8K]